（3）对有关自己个人的记述的处分权。
既然同意已不可能，知情又是否必须呢？笔者认为也应有所取舍。[14]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此类信息与传统上可识别个人信息之间的差异，并且注意到这类信息的特点是虽不能直接体现具体的信息主体是谁，但可以反映出其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事了何种行为，还可以由此分析其兴趣爱好、活动范围、消费能力、消费需求、行为方式等，再通过数据分析为个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个人信息在大数据背景下体现出来的这种公共性，使得它可以被政府和某些企业广泛地挖掘利用，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至于2017年施行的我国《民法总则》，虽然其111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将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与非法收集、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一并规定，并将调整对象扩大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把行政机关也涵盖在内，但这仅仅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原则性规定，其既未指明何为使用——使用一词的含义显然比收集、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等复杂得多，从而需要更精细的表述，也未指出何为非法——违反了何种位阶的法律规范以及是否包括违反约定。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人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95%的人可以被识别。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或者个体接收到危机事件的预警信息后，每个人避灾的行为模式都不尽相同。有学者将大数据技术之下个人信息的特征概括为五项：一是个人信息中包含的市场价值和隐私利益具有低密度性和非直接性。
即使突破了这一框架，不当使用的结果也必因侵犯用户的其他合法权益而需另行承担侵权责任。[57]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2016年的欧盟《数据保护一般条例》和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有关规定都确认了这一点。(三)我国的宪法司法化探索及其难题 我国也曾展开过宪法司法化的积极探索。
这种现实主义的主张不仅是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充分考虑制度的生长和适应逻辑。吴家麟：《论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现行宪法颁布8周年而作》，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2期。[2]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
坚持党的领导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也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并确保法律体系的统一。在美国，法官是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合宪性审查，每一个法官都要处理纠纷并能够阐释宪法内涵，并且他对法律的判断具有效力。
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在本文看来，我们所建设的制度须与中国真实的政治活动参与者能够有效互动，关键就是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法治功能，正确处理它的政治性。[49]相关报道可参见牛龙云：《孙志刚事件与违宪审查制度》，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22期。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积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33]宪法的司法化在21世纪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如何理解它却有不同观点。质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定位为内部的职权，而非是制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理论界关于合宪性审查的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学者们引入了很多理论，也提出过很多主张，却没有直接作用于实践。这个案件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它的确是一个法律上的管辖权问题——在该案中，宪法的法律性体现得十分显著，作为规范准据是明确的。
[61]刘国：《我国宪法实施与释宪机制的完善探析》，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36][美]阿克曼：《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聂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这种依靠政治过程的合宪性审查方式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基础主要是工作性的、程序性的——为立法服务。自孟德斯鸠以降，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并相互制约已经广为接受。
[3]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5]李少文：《宪法的两种逻辑、两类规范与两重效力》，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它始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此案所涉的争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地区治安法官马伯里已经得到了参议院批准的任职资格，但因为新旧总统交接导致委任状无法发出，所以马伯里起诉国务卿要求寄送他的委任状。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章的人们将它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之法律，因而所有这类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和宪法抵触的立法法律是无效的。从其定位、组成和职权就能看出，宪法委员会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制度设计，它不再体现司法性，甚至不再具有制衡性。不同部门所开展的一系列的执法检查尤其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活动也有类似效果。
在这两种取舍之间没有中间选择。换句话说，合宪性审查的具体工作采纳司法逻辑并不必然导致宪法的司法化，但宪法的司法化却将合宪性审查纳入司法权。
(二)通过司法权吸纳政治性权力 1.司法审查的发展历程与制度基础 美国最早建立了由法院来进行合宪性审查、保证宪法效力的制度，即司法审查制度。撤销违宪法律的机构是不是一个法院，这是完全是不重要的。
我们都期待有一个机构载体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但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手中。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应排除政党政治的影响，应是中立的和去政治化的，具有不依附于议会和政府的独立性。
从本质上看，合宪性审查是为了确保民主的正常运行而设计的反民主装置，通过引入宪法来约束多数民主和立法过程。然而，这一设计如何体现民主是长久争议的话题，它也构成了关于合宪性审查的主要论争领域。[56]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外国模式与中国选择》，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1期。[46]刘松山：《1981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
[62] 第三，适时探索合宪性审查新的制度形式和工作机制。[57]目前并不清楚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是否有相关的机制，[58]但这确实是立法不可缺少的步骤。
在法治发达国家，这种运用司法规律消解合宪性审查政治性的处理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很好地解决了维护法治统一的问题，有效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能够通过司法权威抵抗政治侵扰，亦不会过分伤害司法权的独立性。[18]从现实来看，总统非常容易陷入党派之争，其所谓的中立性很难确保，以至于在魏玛共和国的后期，兴登堡总统就已经无力维持国家的整合和政治的稳定，成为民主崩溃、纳粹兴起的重要原因。
很快，关于司法审查反多数民主的质疑就开始了。一开始将这种权力从宪法中衍生出来并交给普通法院，带有很强烈的功能性色彩，它是为了特定目标(无论法律的目标还是政治的目标)而增加的权能。
通过合宪性审查，确保党的领导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之中，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到了欧洲大陆时，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已经十分突出。质言之，现行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内的合宪性审查带有很强的程序性工作机制意义。权力配置的关键在于把握合宪性审查的精神要旨——法律性问题交由法律的方式解决，但政治性问题究竟如何处理？如果只是针对纯粹的法律性问题，那么合宪性审查无论交由哪个机构都是适当的，只要能保证它的专业性。
[48][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2页。那么，司法化的工作方式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前文隐约有所论述，这里做个总结：一方面，合宪性审查的多数问题是法律性问题、规范性问题，适宜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这立足于司法权运行规律。
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53]必须坚持好、维护好，要将宪法运用到治国理政之中，形成一个可以调控的体系结构。法国宪法委员会则是将合宪性审查嵌入政治过程。
[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6页。[20][奥]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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